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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至今五年间，被称为全球经济“救世主”的中企，伴随着美国次贷和欧债危机为主的两轮全球经济危机，高调海外抄底，上演了一幕幕风生水起、波澜壮阔的跨境并购“大戏”，引世人瞩目。
根据CVSource投资数据终端显示，2013年1-11月，中国并购市场已完成交易案例共1731起，其中披露交易金额的案例1425起，披露并购交易金额共1051.86亿美元，案例平均并购金额7381万美元。其中跨境并购交易规模为365.54亿美元，占比为34.75%;跨境并购案例数量达130起，数量占比为10.21%。
对此，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北亚并购部联席主管连涟认为主要有有以下几方面原因所致：
从宏观面来讲，2013年以来，全球经济局面渐趋稳定，买卖双方对目标公司的增长预期、风险因素判断和估值更加接近，有利于交易的达成。
从微观面来讲，企业在金融危机时期暂缓了部分投资或并购的计划，需求受到了连续几年的压抑。目前欧美上市公司持有的现金水平较高，存在为投资者创造投资回报的压力，而并购则是为股东创造价值的一个重要选择。
此外，目前全球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达到了历史低位，股票市场持续回暖，美国等主要经济体出现回升势头，买方和卖方的心态都非常积极，这些因素都更加有利于并购市场的增长，更有利于促成大宗并购交易的发生。
这些有利于并购的因素如果能够持续存在和发挥作用，那么未来两三年内的并购市场都可能会比较活跃。
在此大背景下，2014年来中企的跨境并购表现估计仍会非常强劲，且在发展趋势上会发生一些变化。
一、跨境并购——从国家战略到企业战略
有数据显示，几年来中企跨境并购的标的呈现了从大到小的特点。多次参与中企跨境并购的中金公司认为，在这6年间，中企海外并购的特点仍以大中型交易为主。而从去年开始，这一现象已经发生了变化。
中金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子龙在“中国上市公司‘走出去’研讨会”讨论环节中表示，作为一个投行从业者，现在明显体会到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加快，但步伐的加快并不代表金额越来越大，现在明显感觉并购数量越来越多，且中小企业作为标的在其中占有很大比重。中企海外并购的单笔交易金额均值呈下降势头。王子龙认为，这是中企更多地站在企业战略角度投资的结果。
法博律师事务所首席代表谷伟锋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早期中国企业“走出去”多是对接国家战略，反映的是国家层面的并购需求，这直接造成了当时中企海外并购单笔标的额巨大。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型公司“走出去”，并已渐成趋势，这些企业的并购是基于其自身需要，而非国家战略。
王子龙表示，中企海外并购的一个核心趋势是分散化。随着能源资源并购在整体并购中比例的下降，现在除原材料外中企其它许多行业，也希望通过并购获得技术升级、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国际品牌、网化营销渠道等无形资产。以这些为导向的行业并购已经并将持续增多，导致产业出现分散化。
这种趋势会使行业门类众多的中企积累和提升了各行业海外开发的经验和实力。这种综合素质高强的“大兵团级”新群体的形成，对提高中企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会产生强劲的带动作用。
二、并购主体呈现“多元化”
随着并购标的的分散，中企跨境并购的主体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转变。Dealogic的数据显示，近几年，央企主导的油气和矿业并购总交易额超过了国企主导的海外并购交易总额。
央企主导的海外并购总金额高达1343.05亿美元，而其他国企主导的海外并购总金额则为737.04亿美元，民营企业则仅为271.57亿美元，央企领衔特征明显。但现今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甚至并购基金参与到了跨境并购中来。
一位长期从事海外矿业投资人士认为，央企身影在下轮海外并购中的隐退，以及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到跨境并购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企在这一轮并购中的理性成分加大。
根据普华永道的报告，2008年-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在每年单宗交易的平均金额从3630万美元，增长至2012年的1.78亿美元；已披露民企海外并购交易金额从2008年的36亿美元增至2012年的255亿美元。民营企业的投资额约占投资总量的三分之一。从2013年开始，在金融机构的支持下，民企掀起了大规模的并购浪潮。
而从交易案例比较集中的制造业和IT行业来看，则更多的是民企与国企共同参与，并且以民企为主导，交易平均规模较小。未来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拉动下，将有更多的民企参与到出境并购中。
投中集团分析认为，近几年在国家主导的大型能源交易的引导下，未来民企并购也正在成为一股不能忽视的力量，其兴趣点是高科技和消费类行业。
普衡律师事务所2013年10月23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虽然市场存在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中企的境外并购势头不减。虽然中国国有企业和私募股权公司也将积极参与，但民企将成为跨境并购的主要参与者，有望成为中企海外并购活动的主力。
“就中国市场而言，在过去五年中，我们看到崛起的中国民营企业积极寻觅成熟市场的优质并购目标，这对跨境并购的格局带来了影响。展望未来，在交易数量上，中国民营企业将引领海外并购市场。”普华永道中国海外投资人士黄佳说。
英特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总裁杨亨在接受采访时称，目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投资主体、投资领域和投资“胃口”都在发生显著的变化，5年以后，这种趋势将更为明显。
杨亨介绍说，以往，中国参与跨国并购的主体多为大型国企和主权财富基金，它们大量涌入拉美、非洲和东南亚等地，而且行事“高调”。并购的目的是以获取资源为主，所涉领域为石油、矿产、农业，且投资量大。
但现在，参与国际并购的中国企业出现了许多新面孔，并涉足了一些新领域：其主体力量转为大型私营企业，也包括此前把经营重点放在国内市场的中等规模私企、刚上市的公司、小型企业，当然还有开始放眼世界的省属国有企业。它们的并购目标更多地锁定欧美市场，不仅是为了开拓当地市场，也为了保证自身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优势——从国外购买技术“武装”自己，并借此打造一个国际化的平台。
中金公司投行部董事总经理徐翌成表示：“国企并购更多看行业，对于民企而言，则更注重企业的行业地位、市场份额、技术、品牌以及各方面综合实力。”民企可借海外并购之机，或许会从一个立足本土或区域性的企业成长为全球化的企业。
三、欧洲仍是最受欢迎市场
英特华曾以中国350家“规模适中、财务健全、拥有专业经验的国际化团队以及有意通过并购方式向海外扩张的代表性企业”为目标进行了一项调查，约75%的被调查对象选择欧洲或美国作为主要的投资目的地。
欧债危机发生后，欧洲成为中企海外并购最活跃的地区，众多具有标杆性意义的并购都在欧洲完成。当时市场普遍分析认为，欧洲企业估值普遍较低，处于去杠杆化过程，深陷债务泥潭的众多欧洲国家亦十分欢迎中企“抄底”。
英特华并购部董事总经理陈建刚曾表示，目前中国企业选择的潜在并购对象以欧洲企业为主，其次是美国和日本的企业。相对南美地区而言，这些地区的并购风险较小。
高伟绅律师事务所（Clifford Chance）全球公司业务主管马修•莱顿（Matthew Layton）表示，尽管交易数量低于历史正常水平，使得谨慎观望成为主流，但欧洲并购市场仍受到亚太地区投资者的极大关注。
高伟绅律所亚太地区并购业务主管Roger Denny对记者补充道：“欧洲仍具备吸引力，我们预期，亚洲的海外投资趋势将会延续并且欧洲将是其中的主市场。”
并购交易的事实显示，欧洲仍会是中国海外并购最受欢迎的地方，尤其是英国、德国和法国。
中国在欧洲投资的私募股权投资公司A Capital的合伙人龙博望(Andre Loesekrug-Pietri)表示，“十二五”规划中鼓励扶持的领域，比如新能源、新材料、升级制造业等，大多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龙头产业有契合度，这会鼓励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进行全球化布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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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4日，在上海访问的德国汉堡商会首席执行官施密特•泰伦茨（Hans-Jörg Schmidt-Trenz）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说：在汉堡的中资企业很多是较大的企业，比如中远、宝钢等，还有很多是中国公司在汉堡设置的一个贸易分支机构。我们大概有个估计，就是中国的中小贸易企业差不多占到在汉堡投资的中资企业的80%左右。
鉴于中国投资给英国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英国正千方百计吸引更多的中国投资。英国首相卡梅伦访华，被英国媒体定性为“吸引中国投资之旅”。
法国总理让•马克•艾罗在5日中午的中法经济研讨会上向两国企业家表示，中欧是命运共同体，感谢中国对欧元的支持，并称其支持中欧投资协议谈判，将在三中全会方向指导下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
李克强总理的东欧之行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铺设了一条“快车道”，为中企把机遇“兑现”，将潜力转化为“现实成果”，打造对外投资“新亮点”奠定了基础。
四、消费品、奢侈品成并购“新宠”
在并购领域有着30多年经验、全球最大并购联盟——并购国际集团（M&A International）副总裁李何华（Howard Leigh）在12月上旬接受专访时说：“我们看好全球并购的前景，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李何华还指出，从近年来的趋势看，消费品行业一直是中国企业最热衷的一个并购领域。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为各国的出口企业和世界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到2020年前后，中国中产阶级人口将达到6亿。如此庞大的中产阶级消费层也带来了对优质商品和服务的大量需求，这无疑为中国的企业创造了很大机遇。
为了满足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将走出去收购兼并，而在英国等海外市场，我们有许多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的企业和品牌，有望成为中国企业有吸引力的并购目标。
瑞银董事总经理、中国并购组负责人彭菲力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现在有一大批中产阶级，工资攀升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多，他们有能力购买质量更好的些国外产品，但中国消费者不信任中国的企业，信不过中国企业的产品质量，在食品业尤为如此。对于国内公司而言，则能通过与海外公司的并购来说服中国消费者信任他们的产品。
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为提升饮食、医疗、旅游等相关高端行业“升级换代 ”注入了强大活力，从而推动消费品、奢侈品行业成为并购“新宠”。
复兴集团总经理梁信军强调中产阶级在这一领域的巨大消费潜力，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大多数都是新进入这个阶层，在高端消费品领域“没有库存”，都是从零开始，所以消费能力比欧美中产阶级高很多。
复兴近年来投资地中海俱乐部（Club Med），希腊时尚配饰品牌Folli Follie其实都是从“中国消费升级”这一逻辑出发，并已经取得丰厚回报。今年复星又入股美国高端女装品牌ST.JOHN、意大利顶级男装品牌Caruso。
从并购领域来看，中企的跨境并购方向也出现了一些转向。Dealogic数据显示，2012年至今，中企对采掘、化工、钢铁等工业领域上游行业的跨境并购金额较之2011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化工领域的降幅达到97.8%。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消费品、食品饮料、机械、交运等中下游领域的投资额则出现激增，其中对消费品的投资激增4倍以上。
去年5月,光明食品有限公司宣布,根据双方协议,光明食品收购英国著名品牌食品企业Weetabix公司60%股权。
今年6月19日，万达集团以3.2亿英镑收购英国高端游艇制造商圣汐91.81%股权。这是去年山东重工收购意大利游艇制造企业法拉蒂之后的又一起游艇收购案例，顺应了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对奢侈品消费需求增长的趋势。
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中，越来越呈现出行业的多样化，制造业、消费品、医药、基础设施等行业都表现出对跨境并购的兴趣。这也是因为中国企业在发展壮大后，开始谋求通过海外收购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或者寻求更大的市场机会。
五、 不再轻言抄底——跨境并购“谨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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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并购元年”——普华永道曾这样形容2009年中国跨境并购市场的火爆形势。由于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欧美企业资金链普遍收紧，受冲击相对较小且手握充足现金的中企看到机会，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海外抄底”跨境并购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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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底”这两个字要算是2008年-2009年间从中企到行业专家谈及跨境并购时最常使用的词汇。众多业内人士都曾在上一轮危机中热衷于讨论“抄底”的时机问题。但各类“抄底”并购失败的案例很快出现，“给热衷‘抄底’的人们兜头泼了一大盆凉水”，如中国平安的“富通之痛”就不断敲着警钟——富通集团的“惨淡经营”状况仍是悬在投资者心头的一把利剑：“抄底”不成反被“拖下水”，海外廉价资产的“馅饼”背后，很可能隐藏着诸多“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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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机会实际上比2009年那时候更好，一些之前想不到的项目也出现了。”一位长期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界代表如是表示。他虽然认为目前机会更优，但并不愿言及“抄底”二字。他说，“抄底”的讨论已渐行渐远。
国企并购资深顾问倪一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醒：目前全球均面临风险，美国有财政悬崖，欧债危机还在演进中，或深不可测，有经验的国际买家都会注重风险控制。谨慎会避免大的风险。
即使是在是最好的投资时点，也不能轻言“抄底”。所谓“抄底”，复星集团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丁国其并不认同。“什么是底？关键要看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丁国其表示，，所谓收购对价的高低贵贱，不能横向比较绝对值，而是要看未来是否有能力收回投资，不同的收购方“底价”是不同的；同时，收购方的资源协调能力，也是考量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
李何华（Howard Leigh）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收购的战术也很有讲究，最好是先买入少量股权，再慢慢逐步提高持股比例。
英特华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企业寻找的并购目标开始从大型公司转向中小规模企业，并且也开始尝试“战略性购并”，即占少数股份，在中国国内与并购对象建立由自己控股的合资企业。
陈建刚同时提醒，虽然许多中国工业制造企业看好并购对象的业务与其国内业务之间的协同效应，期望以并购提升竞争优势，但“走出去、带回来”这样的发展路径从长远看并不适用所有企业，中国企业应该放眼全球，不必紧盯国内这一单一市场，“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并购市场资讯公司中国区代表王笑墨认为，在美国和欧洲各国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也不能独善其身，中国企业在短期内很可能会对海外并购投资采取较为审慎的策略。
回顾一下，中企从危机突降时的高调海外抄底，到如今审慎评估跨境并购机会，其跨境并购已悄然出现了些许变化。有跨境并购专业人士认为，这些变化正是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更加理性和谨慎的表现。
六、并购支付方式偏好“现金化”
普华永道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并购海外目标企业也面临着融资困难、审批程序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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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购时，同样的几个买家，中国企业往往出价高，但未必能得到。境外目标企业担心，你的融资是否可靠，能不能完成交易。”普华永道中国税务部中国企业服务主管合伙人黄佳表示，目前《贷款通则》明确规定不得用贷款从事股本权益性投资，《商业银行法》也未明确是否可以为企业并购提供贷款，许多投资监管上的限制已经成为企业海外并购的掣肘因素。
“从政府和银行层面，如何让各大银行的参与度更高，了解真正意义上的并购贷款融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黄佳表示。
成功走向海外并成功立足的中兴通讯曾总结道，“走出去”战略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产业与金融的结合。中兴通讯建议，中国的金融机构“走出去”和产业“走出去”应该加强沟通，尽量同步发展。
中国金融机构可以更多在海外布局，这样除了与企业直接合作，也可以与企业的客户一道合作，形成产业链融资、投资、贸易金融一体化服务，而“这种模式扎根更深，也更具发展前途”。
汇丰银行工商金融服务机构派驻英国的中国业务部总经理吴威以欧洲市场为例表示，欧洲的金融市场 比较成熟，有很多新型的金融产品，“中国企业在欧洲除了了解当地政策法规开展业务外，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和需要，在众多金融产品中找到合适的产品，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也是十分重要的”。
其实，困扰中国企业的，不仅仅是与各国沟通的问题。除了政府层面的政策作用，当下中国金融体制仍然需要进一步改革。而且，中国虽然拥有高额的外汇储备，但是企业海外并购所需的融资资本并没有包括在内，也就是说，高额外汇储备与海外投资借款尚未形成良性互动。
在上述情形的制约下，出现了并购支付“偏好”现金化”的倾向。
连涟在2013年03月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2009年以来，现金交易在整个并购交易中的比例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根据统计，2008年现金交易的支付方式占交易对价的比例为76%， 2009年锐减至61%，随后逐年上升，至2012年该比例升至73%。
这组数据反映，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企业积累了很多现金。卖方往往会欢迎现金支付，而且如果使用股票或者债券，买卖双方对证券未来的价值的判断可能也存在不同，从而为达成交易带来复杂性。
另外，国际上并购交易采用股票对价的也很多，但在中国特别是跨境交易方面使用地较少。首先国内市场的并购交易如果发行股票需要较多的审批环节，其次在跨境并购方面发行股票收购中国企业受到较为严格的法律监管。按照商务部的规定，跨境并购支付的股票必须是上市公司的股票，但往往目标企业国内的股东也面临着如何持有国外上市公司股票的问题。
但这种现金支付方式存在着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从而给并购活动的成败带来不确定性，最好先兑换成并购目标国的货币再予以支付。
七、 金融机构参与“扩大化”
中金公司投行部董事总经理徐翌成认为，目前，国内市场并购融资环境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金融资金支持仍不够。除几个大央企之外，国企和民企都存在资金问题。中金一直呼吁建立多种形式的资金支持体系，PE资金进入并购是最合理的市场化运作方式。
“作为中资投行，我们会更多
根据客户的战略发展需要，利用海外网络寻找项目，并与海外机构进行更多合作。”中金公司投资银行部并购业务负责人王子龙在接受专访时表示。
由汇金公司持股近50%的中金公司，其国际化布局领先于其他中资投行。在公司建立之初，中金就在香港成立了子公司，如今中金在欧、美、新加坡等主要市场均有分支机构，并获得了相关的业务牌照。
目前在跨境并购领域，不管是金额和数量上，中金仍是中资投行中的老大。从2007年开始协助中铝战略投资力拓矿业，2008年帮助中海油服收购挪威AWILCO钻井公司，到2009年上海电气收购美国高斯，中金参与的交易遍布全球各地，也从早期单纯的资源能源类并购转向全球产业整合。
王子龙还表示，中金对中企的决策方式、决策路线、审批过程、融资方案都比较了解，这对完成交易有很大好处。同时也更能站在中国企业的立场，从价值判断、法律风险、交易流程管理等方面对经验不足的企业予以支持。比如，当一些国企进行规模较大的跨境收购交易，需要国家政策性银行的贷款支持，中资投行在交易中的角色就有其独特意义。
当《21世纪》记者问到目前跨境并购在中金投行业务中占比多少及未来对发展跨境并购的规划是什么时，王子龙回答说：由于跨境并购根据市场波动具有一定的随机性，所以目前这类业务在投行整体收入中占比相对较小。但我们看到跨境并购业务的上升趋势，也在不断调整布局。比如，我们注意到民营企业涉及并购越来越多，中金公司的客户群也从以国企为主转型至国企民企并重。
新闻和金融数据提供商——汤森路透集团最新报告显示，今年迄今中国金融机构参与的并购交易总金额达353亿美元，共计562项，较去年同期的400.1亿美元下降11.8%。在从事并购顾问的投行排名方面，中信(CITIC)位列榜首，其名下总计五项并购交易，金额达52亿美元。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徐华提醒，企业需要提高警惕，善于利用投资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做好尽职调查，规避风险。同时，政府需要加快金融改革，放松管制，发展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资产证券化，增加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和融资媒介，帮助中小企业扩大银行贷款之外的融资渠道。
瑞银专业人士菲利普•帕特纳：中国企业如果想走出去，想在海外进行大型的战略收购，他们就需要在不同收购地区有业务的公司，来告诉他们当地情况，如何开展并购，帮助他们联系关键的决策者。同时，中国企业还需要PE等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例如，中国公司要走出去，想要融资，就需要金融机构帮他们分析在本土市场融资会是怎样，分析A股或人民币债券的融资情况，也可以分析国际市场上融资的情况。比较发行A股好，还是美元债券好。
全球最大并购联盟——并购国际集团（M&A International）已与沃特中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中英两国间的跨境并购及融资业务合作。
凡此种种，都表明投行参与中企跨境并购所占份额呈“扩大化”趋势。投行日益成为中企成功跨境并购的“左右手”。
八、反思并购标的“选择化”
上海证券报问及李何华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有何建议时，他说：一个建议是，企业从事跨境并购，一定在事先搞清楚并购的最终目的，比如是希望得到技术、品牌还是市场等。
对此类问题，中国企业的管理团队和决策层必须清楚，成功的海外并购必须以充分的商业论证为前提，能够向所有利益方准确阐释项目计划或交易目的；必须具备灵活变通的能力，了解全球并购交易的规则并适时而变。否则，在跨境并购中会“人云亦云”，陷入“为并购而并购”的盲从“沼泽地”中不能自拔。香港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敏称，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当下的海外并购时机比较好，企业应该大胆地试一试，在风险策略上要主动，不过他又强调，这并不是说鼓励企业要一窝蜂地走出去。
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CEO、首席投资官王红波于1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论坛”发言中，分析了中企海外并购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承接海外的落后产能、在收购品牌时也接下很多包袱等。
王红波指出，首先，一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出发点存在问题，很多企业把非商业因素加到了商业目标里，还有一些企业过于强调要做大做强，过于看重规模，而往往忽略了并购的风险。
其次，因为长期落后于别人，中企往往缺乏耐心，一有并购机遇，便急不可耐地去承接欧美企业的产业转移，其中承接了很多落后产能。在落后产业领域成为全世界老大，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这是我们要反思的。
还有，中企在海外并购时，往往是机会主义，而不是战略在引导。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很多中国企业成长也很快，在中国IPO上市后拿到巨额现金，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也是第一。人在成功的时候最容易犯错误，最容易头脑发热。这时候不经意间送上一个并购机会，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陷阱。
最后，在品牌上，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时也忽略了很多因素。王红波指出，一个品牌有很多历史文化，而并非一个孤立的东西。国外的品牌搬到中国，是不是能够落地生根？而且，中国的企业家喜欢某个国外的品牌，但买回来的却是整个企业，它的背后有劳工和工会，有过剩的产能，可能是个很大的包袱，跟当初想要的完全是两码事。
如果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或收购的目的在于获取技术或品牌，必须妥善把握目标公司与自己在技术或品牌上的“跨越度”。跨越度太小固然不足以成为满意的投资收购对象，跨越度太大也可能使得交易后整合的风险和难度过大。比如，如果投资收购方在技 术实力上与目标方差距太大，很可能无力消化吸收目标方的技术，或无法留住目标方的高端技术人才。如果投资收购方在品牌定位上与目标方差异太大，交易也可能造成目标方品牌价值的流失。
这一番中肯之语，不能不引起中企跨境并购中对并购标的的全面思索。
资深行业人士、沃特(中国)财务集团首席执行官张志浩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中国企业家切勿因为过度追求跨境并购成功的良好感觉，陷入为交易而交易的漩涡，而忽略了交易最核心的步骤和细节，导致交易流程失控和经济上的损失。”
另外，跨境并购是否成功的核心问题，简而言之，贵不贵?值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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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浩认为，并购交易的根本目的是在于收购以后企业间的协同效应带来的增值部分。因此，并购定价的重要参考数据应是基于协同效应和被收购企业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之和来考虑。如果交易价格低于的这两者之和，那么在这个金额之下的价格都是合理，甚至合算的。否则需另当别论。没有公允专业的尽职调查，就很难真正理解对方企业的运作及核心竞争力。
业内专家建议，中企在开展跨境并购交易的过程中需做好尽职调查，明确收购目标和策略，在此后的运营过程中不但要提高自身产品质量等“硬实力”，还要掌握控制市场风险，驾驭资金链等在海外长足发展的必备“软实力”，以便在“走出去”后成功“走下去”。
此前曾参与多起跨境并购交易的贝克•麦坚时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贾殿安建议“出海”企业做好尽职调查。就法律层面而言，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 